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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陶借西羌叛乱上书皇帝指出国事之乱原因

发布日期:2018年07月11日   

 

  东汉时的官办大学己经具有一定规模了,当时称之为太学,主要是为各级官吏培养后备人才。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是“举孝廉”,所以能进这个太学校门的多是皇亲国戚和士大夫阶层。东汉的太学与朝廷,特别是与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太学生能够直接参与议论朝政,这是一个能讲话、敢讲话的地方,也因此经常卷入朝廷的政治斗争。在东汉太学中,有一个叫刘陶的太学生,就是一个在朝议中,敢于仗义执言的典型人物(见《古人谈滥印票子不是好办法》)。

  刘陶,字子奇,又一名为伟,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济北贞王刘勃之后裔。刘陶为人简约,不拘小节。与之交友,必须志同道合,如果志向不同,既使是富贵之人也不与相交;如果志趣相投,既便是贫贱之人也不改结交之意。同宗贤德名士刘恺非常器重他。汉恒帝时,刘陶正在太学读书。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七月,全国有三十二个郡与封国,发生了蝗灾及黄河水灾,百姓因饥饿穷困而逃荒流亡的有几十万户,其中冀州最为严重。于是,朝廷下诏,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因为朱穆是个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敢作敢为的人,所以,冀州官员闻听朱穆要来上任后,解印弃官而逃的就有四十多人。朱穆到任以后,首先是上奏弹劾各郡的贪官污吏。看来,朱穆整肃贪腐的力度很大,贪官污吏有的自杀了,有的死在了狱中,官场风气也开始廉洁了。此时,在宫中操弄朝政的大宦官赵忠的父亲死了,归葬在冀州管辖的安平老家,丧事办得超规越制,安葬时使用了帝王才能使用的玉匣。朱穆知道后,命令安平郡守前去调查,官吏们都害怕办事认真严厉的朱穆,于是,便掘墓开棺,出尸查验。一贯在朝中作威作福的赵忠,如何受得了如此奇耻大辱,他气急败坏地跑去向汉桓帝告状。桓帝闻之大怒,便下诏把朱穆押解到廷尉府(司法检察部门)处理。结果,朱穆被判刑到左校去劳改做苦工。

  这件事引起了太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以刘陶为首的太学生组织了几千人到宫门上书为朱穆申诉(这比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要早一千七百多年),书中说:“我们看到己经成为刑徒的朱穆,是个办事公正,忧国忧民的人,从陛下任命他为冀州刺史之日起,他就立志清除奸邪小人,惩治贪恶势力。那些深得您宠幸的宦官,他们的父兄子弟都散布在各州郡,这些人依仗权势,竟像虎狼一样凶恶,随意吞食小民百姓,所以朱穆为国为民惩治这些坏人,是顺天意、得民心的好事。但却使得宦官们对他十分仇恨,由是,他们诽谤攻击、造谣污蔑,竟用刑事罪判朱穆去左校劳改做苦工。天下人都认为,朱穆如同大禹、后稷一样勤劳,却遭到共工、鲧一样的惩罚;若死去的上古圣人泉下有知,唐尧一定会在崇山发怒,虞舜一定会在苍梧忿恨。当今的宦官近臣,窃持了国柄,他们手中握有封赏生杀的大权,他们口中说出的就是王命国法。他们的封赏,可以使快饿死的奴隶变成比季孙还要富有的富翁;他们的污蔑,则可以使伊尹、颜渊这样的圣人变成像夏桀、盗跖一样的恶人。而朱穆一身正气,为了惩办这些坏人,不顾身家性命。这并非朱穆厌恶荣耀而喜欢受辱,也非朱穆厌恶活而喜欢死;是他感到了如今王法不振,从而担心朝纲久乱,所以他满怀忧虑、尽心竭力,他所办的事都是在为皇帝作长远打算。我们愿意戴上脚镣,接受黔刑,代替朱穆做苦工。”很有意思的是,汉桓帝看了刘陶如此激烈的奏章后,竟然赦免了朱穆。

  事过两年,即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二月,司隶、冀州发生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太学生刘陶又向皇帝上疏陈事道:“上天与皇帝,皇帝与百姓,犹如头与足的关系,必须相互依靠才能行动。陛下的眼睛看不见鸣条的战事,陛下的耳朵听不到战车的声音;陛下的肌肤不会在天灾时受到痛楚,陛下的圣体不会在地震、日食、月食中受到损伤;所以就不在乎日、月、星出现凶兆的警告,从而轻视上天的震怒。我想到高祖初起之时,只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收聚散亡的民众和受伤的士兵,最终克服困难成就帝业,靠的就是艰辛勤奋;这才使得帝位一代代传下来,直至陛下。陛下既然不能给祖先增添治国的荣耀,又怎么可以忽视高祖艰辛勤劳成就的这一份帝业,而随意将大权予人,国柄乱授呢?宦官群丑有了生杀予夺大权,就可以任意伤害百姓。这是让虎豹在麂场建窟,让豺狼在春园乳崽;使商贾成为穷困的冤魂,使贫者成为饥寒的饿鬼;让死者在墓穴中悲伤,让生者在朝野间忧愁;这就是我为之悲痛,长怀叹息的原因呀!秦朝将亡之时,正直敢谏者被处死,阿谀谄媚者受赏赐,规劝的忠言被堵塞,而国家的政令却出自于奸佞之口;纵容阎乐在咸阳专权,授予赵高为中车府令,大权旁落而不知,国柄离身而不问。古今一理,成败同势,希望陛下能远观强秦之倾覆,近察哀、平之祸变;则得失祸福,一目了然。愚臣又闻听,国家危难时非仁政不能扶持,社稷混乱时非贤智不能拯救。窃以为,前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的同乡李膺,都是品行端正,高尚忠贞的人,确实是中兴之良臣,国家之柱石,应召回朝廷,辅佐王室。臣胆敢在忌讳很深的当朝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犹如冰霜见到了太阳,必然会被消灭。臣开始还为天下之可悲而感到悲哀,而如今天下却要为臣的愚昧感到悲哀了。”奏章上报后,汉桓帝没有理睬。不过,对于这篇敢于直指皇帝的奏章,也确实让人为太学生刘陶的勇气所叹服。

  刘陶以后做了谏议大夫,照样执言上书,抨击朝政,揭露宦官的恶行,并指出天下大乱都是由宦官所引起的。到了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刘陶借西羌叛乱上书皇帝,指出国事之乱皆起于宦官,并揭露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罪行。宦官们随即共同诬陷刘陶与叛贼有来往,并把他抓进黄门北寺监狱,进行拷打审讯,而且用刑一天比一天残酷。一天,刘陶对皇上派来的使者说:“我恨不能和伊尹、吕尚同类,与孔子所说的商代三位仁人微子、箕子、比干为伍。如今,你们上杀忠心正直的大臣,下害苦难憔悴的百姓,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到时候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说完后,竟自己闭气而亡。“遂闭气而死,天下莫不痛之。”(见《后汉书.刘陶列传》)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中,仗义执言、犯颜直谏的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在政治清明时期,可能会对促进国家的发展进步提供帮助;另一种是在朝政败坏时期,非但无法改变国势的颓废,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文章来源:萧家老大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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