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岩：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我和知青的故事

    文者其人

　　朱岩，1961年出生，上世纪80年代曾在军川农场工作。先后担任农场广播站编辑、宣传部新闻干事、广播电视副局长；90年代调入烟台开发区，先后在组织部、广播电视台、政法委任职，现在烟台开发区工委宣传部工作。

　　酷爱纪实摄影创作和京剧演唱，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和组织活动，取得些许成绩；偶也写些小文，多为自赏。散文作品《难忘哟，莲花泡》曾获黑龙江省散文创作优秀奖。

　　知识青年——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这对现在许多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们来说，仿佛一首遥远古老的歌。听起来非常的陌生与稀奇，但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在北大荒的人却是再熟悉不过了。从懂事时叫知青们叔叔阿姨，到当工人时与知青师傅称兄道弟，再到进入机关与知青共事成为挚友的十年里，我和知青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至今日，想起与他们相处的日子，依然是那么的清晰——

　　连队里的叔叔阿姨

　　1969年，我们一家随下放的父亲从11团团部所在地（军川农场场部）搬迁至15连。那年，我还不到十岁，一个懵懵懂懂的年龄。我依稀记得，也就是那个时候起，来我们农场的知青最多，文化生活最丰富，生产队最和谐。

　　（作者在 舞台上演唱现代京剧）

　　母亲祖籍是北京，后来随家搬到天津。19岁从天津到的北大荒，所以与我们家来往较密切的以北京和天津青年居多。父亲早在老家四川当兵担任文化教官，曾写过剧本，搞过文艺创作，在部队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下放后，父亲在连队做农工，母亲在生产队小学教书。连长张海生比较喜欢文艺，他就动员父亲发挥优势，利用业余时间抓好连里的文艺宣传工作。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批知青文艺骨干把十五连的文艺宣传搞得热火朝天，文艺宣传队也成了全团最有名气的宣传队。

　　小时候，除了和同龄的伙伴们一起玩耍，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知青叔叔阿姨们排练节目，而且盼望他们闲暇时能经常来我家，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指导我学唱革命样板戏，而且还能使家里的伙食得到改善。好客的父亲不管有多么辛苦，总会做上几道拿手的好菜款待他们。这对从小就有好奇心以及嘴馋的我来说绝对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其实对于知青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那时，他们的年纪最大的也还不到二十岁，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这要是现在，恐怕还有的在偎着母亲撒娇呢。而他们却早早离开父母到数千里以外的北国边疆插队。理想主义加青春浪漫，使他们惟恐走得不远。然而，感受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是多么的需要关爱。得到一本好书，吃上一顿好饭，成功地演好一个角色，都是他们认为最美的事情。老职工们的家自然也就成为他们最快乐的港湾。

　　这些知青们把年纪稍大的老职工看作长者，把年龄相当的视为兄长和大姐。其中和我们家来往密切的知青也就大我10岁左右，我**惯地称他们叔叔阿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父母下放劳动的那几年里，知青成为了我们家的精神支柱。

　　记忆中，每当父母外出演出时，就有叔叔或阿姨过来陪我们。特别是每年春节过后，我们兄妹3个就盼望着叔叔阿姨们探亲回来给带回我们喜爱的玩具、奶糖，还有贺年片。1971年，上海知青王永欣几经周折给我们家带回一部收音电唱两用机。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高档商品，花了将近200元！在货物紧缺的年代，从上海带这样的商品需要出具地区一级的介绍信才行。看着崭新的电唱机，我们一家人甭提有多么高兴了，连续好几个夜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把刚买回的唱片一气儿听完，这让邻居们羡慕不已。我喜欢唱歌、喜欢京剧绝对有这部唱机的功劳。好几次，当叔叔们探亲回来和父亲共享他们带来的“中华”、“牡丹”等好烟时，我和弟弟就趁父亲送客的时机偷偷从烟盒里拿出几只，跑到外面学着大人的样子抽上几口，过过瘾。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被呛得咳嗽不已。但这样的快乐现在想起来仍是那样的有滋有味。

　　同样，由于“不懂事”而讨好叔叔阿姨，给我也带来些许的痛苦。邢建勇、杨建国叔叔喜欢读书，在我们家，他们的这种爱好能得到满足。但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却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读书必须要读毛**的书，像《普希金文集》《燕山夜话》《唐宋词选》《千家诗》，包括《鲁迅全集》等等，这样文学类的书籍，那是不敢随便拿出来看的。一次，父亲出门将大批的书籍藏起来，不知情的我却帮上门的叔叔把它们翻腾出来。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雪交家的夜晚，出门回来的父亲气愤得将已经入睡的我叫醒后狠狠地打了一顿。这是父亲有始以来第一次打我，他用皮带抽打我时，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可见当时父亲的愤怒的程度。在父亲的逼迫下，我半夜哭着去知青宿舍找叔叔要回了那些书。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欢乐与苦涩中度过。

　　工厂里的师傅师哥

　　1977年我高中毕业，在修配厂当上了令人羡慕的工人，由于二中只有我一个人分配在场部地区，所以一切都感觉特别陌生。

　　为了尽快融入这个集体当中，我很快就与知青交上了朋友。李永志、丁三虎、王金华等既是我的师傅又是我的哥们儿，在他们眼里我也是他们最喜欢的小老弟。我们同住一个集体宿舍，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工作上，车、钳、铣、刨，我们样样拿手；业余时间，我们一起看电影、打球、唱歌……还曾经利用民兵的身份借用枪支比试枪法。我们在一起，没有现在人际当中那么多的矫情、世故和做作，真是有说不出的轻松与快乐。

　　聪明调皮的我经常爱出些“风头”，记得当时农场俱乐部三天两头放电影，青年们几乎场场必看。一般放映前半个多小时门口就已是人头攒动，大家提前去的主要目的是展示自己的“形象”。一次看电影，为了免受拥挤之苦，在我的建议下大家一改往日衣冠楚楚的样子，而是穿上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当看见我们在放映场地上边挤边大声提示“小心蹭油”时，拥挤的人们自然就会“礼让”了。

　　修配厂的工人非常团结，谁要是惹了事一般都能给顺利“摆平”。每当这时候，前面有小青年“冲锋”，后面有老工人“坐阵”，工厂领导也护“犊子”，就连平时交往不深的工友遇此场面也都过来帮把手，那样的场景真叫个“牛”。

　　知青哥们儿非常乐于助人，1978年父母在场部分了一套房子。当时时兴在原来基础上紧接着房头再另盖一间，与现有的房子打通，开一个门，俗称“对面屋”。正当父母为盖房子缺少劳力而发愁时，师傅张浩勋得知后，发动好多知青哥们儿，仅用几天时间就干净利索地完成了这项对我们全家来说堪称“伟大的工程”。

　　1979年知青哥们大批返城。依依惜别时，我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的托运箱上留下我的墨迹，在家里请他们美美的吃上一顿。在修配厂虽然与知青相处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我却永生难忘。

　　机关里的良师益友

　　1981年12月，从农场总局干部学校结业的我走进了农场机关的大门。从广播站编辑到新闻干事，再从筹备成立电视台到担任广播电视局的领导，职业角色虽然几经转换，但都与知青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谊。当时军川农场宣传部有四个同志，哈尔滨知青邹振民担任副部长，主持工作。哈尔滨知青夏宝山是宣传干事，北京知青张建军是理论干事，还兼职摄影，他们都没有随大批知青一起返城。只有新闻干事时磊是“土包子”。广播站是宣传部的下属单位，为便于领会上级精神和接受宣传部同志的业务指导，邹振民副部长特例在机关给我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既当宿舍又作办公室用。我的主要工作是采编广播稿件，同时还要办“军川简报”（相当于地方党委机关报，以后又陆续办过“麦收简报”和“整党简报”）。我刚到机关工作，自然想竭力表现自己。除每天编辑生产队报道员的来稿外，自己也采访写作，每周至少还要办两期简报。那时的办公条件不像现在这样先进，在电脑键盘上随着手指飞快地敲动，一篇大作洋洋洒洒就出来了。那时，印简报先得用蜡纸在钢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刻，整整要用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刻到最后，连手指都感觉不是自己的了。什么叫腰酸、什么叫背痛，我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然后的工序是油印、分发。那时，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下队时，邹振民部长带我体验生活，他工作上对我要求比较严格，我给《农垦报》投稿时曾经几个月都发表不出一篇。他耐心帮助我分析选题，指导我如何写作；张建军业余时间经常带我进入洗照片的暗室，教我摄影技术和冲洗照片技能，是我走上摄影之路的启蒙老师；夏宝山经常约我旁听讲课，使我的政策理论水平提高很快，我们曾一起深入生产队宣讲党的十二大报告精神，他是和我共事时间最长的知青之一。

　　上海知青叶坚则是我担任新闻干事以后另一任主持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由于此前彼此熟悉，所以对我关爱有加。那时农场的新闻干事大多是既写稿又拍照，写稿就不用说了，主要靠自己的本事，但在摄影方面就会遇到经费方面的困难。有的农场限制购买胶卷，尤其是彩色胶卷，而在这方面叶坚就显的十分开明，他认为一张好的摄影所透出的信息完全顶得上一篇文字大稿，而不是版面的点缀。因此，他对摄影的同志在用胶卷问题上一般不限制，我在北京中国图片社冲洗彩色照片时，他就曾为我大开“绿灯”。圈内人都知道，照相如同射击，枪法准要有足够的子弹，没有较多的胶卷很难拍摄出好的照片。这方面我得益于叶坚的“照顾”。同样，不负他的期望，我那时拍的一些照片，既不是谁都能拍的转眼即逝的“风光照”，也不是哗众取宠媚俗的“美女脸”，而是有着明确的主题和实实在在的意义，有的在当地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那时他还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经常有计划的给我们这些小兵施以“小恩小惠”，每当上级有贵客来访，他就让我们他一起陪同，让我们长见识，为我们创造和谐成熟的人际关系，着实令人感动。

　　以后我又从事广播电视工作，并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也都离不开知青同事的帮助和引导。

　　每个人，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青年时期工作过的地方，大都难以令人忘怀。因为，初来到这个世界，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与好奇，岁月的河床即使几经冲刷，也仍然淘洗不掉那融化在心底里的记忆；青年，正是人一生中挥洒汗水，绽放美丽的年龄，任凭风浪起，又焉能忘记那**燃烧的岁月？

　　感谢岁月的馈赠，使我与知青与农场有了不解之缘。这份感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农场人的现代理念、精神风貌、社会发展与知青密不可分，他们与十余万转业官兵一样，是农场建设的主体，为农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们家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知青做的最时髦的桌子——“靠边站”和那台仍可传播声音的电唱机。

　　现在我和许多知青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无论是情感，还是敬重，都使我无法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