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屯子叫东河》知青回忆录

　　有个屯子叫东河

　　序

　　1968年冬天，我和千千万万知青一起卷入了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洪流，在乌苏里江边一个叫东河的小屯子里度过了四年的青春时光。那年，我十六岁。光阴荏苒，那一千四百六十天在我五十五年的人生岁月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在我记忆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记忆是破碎的，细节却依然清晰，其中的感受错综复杂。总想写点儿啥，却像天狗吃月亮，无从下口。最近，我学着别人的样，在搜狐网上开了一个博客，闲暇时写些小文章自娱自乐。这种随意性很强的写作方式给我很大的启发。突发奇想、信手拈来，不讲究结构，不在乎修辞，想到哪，写到哪，写一篇，算一篇，日积月累，或许真能将那些破碎的记忆串联起来。图个啥？留恋、怀旧、反思还是还债？啥都是，啥也不是。不写不行，不吐不快，还是赶快动笔，了了这个心愿吧！

　　一、支边去

　　1968 年12月21日 在中国知青运动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在全国范围展开。在这以前的一个月里，我就读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已经开始动员毕业生到本省农村投亲靠友，插队落户，但生性冥顽的我从小向往林海雪原、戈壁大漠，对江南的青山秀水毫无兴趣。正当我不情愿地在浙江省的萧山、临安、建德、淳安几县中选择的时候，传来一个特大喜讯：经杭二中、杭七中、浙大附中代表三次赴黑龙江联系争取，黑龙江省革委会决定由地处中国最东端与苏联接壤的抚远县接收第一批杭州知青，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然而，第一批赴边境县的知青政审极严，由于父亲尚未“解放”出来工作，有“走资派”子弟之嫌，第一次政审就被淘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闷棍打得我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我割破手指，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四个鲜红的大字“我要支边！”再一次交给校工宣队。从不为子女的事找组织的父亲也急了，当天找到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阐明了坚决支持儿子屯垦戍边的鲜明态度，并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与校方联系解决。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成为杭州外国语学校第一批支边的八个人之一。

　　遥远的中苏边境，神秘的异域风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北大荒……所有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我那颗年轻躁动而不安分的心，整天沉醉在光怪陆离的幻想中，却毫不体会父母第一次送子远行的别苦离情。12月22日下午，父亲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想买一件新球衣。在百货公司里，父亲为我挑了一件袖长过膝的蓝色球衣，按他的说法，别看我现在矮，但正在长个子，明年就正好了。另外又花十四块钱买了一只绿色帆布箱，无奈实在没什么东西能装满它，最后塞了一顶破蚊帐了事。晚上，一家人在一起吃了我出发前的最后一顿晚餐。席间，母亲交给我二十五块钱，刚嘱咐了几句便泣不成声，以至于从小当兵的父亲下了命令：“明天送大新，谁哭谁不准去！”第二天一早，除了父亲和大妹，谁也没去送我。母亲和小妹是因为要哭，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是因为前天刚跟我打了一架而赌气不去。

　　12 月23日 早晨，汽笛长鸣的火车拉着一百三十一名杭州知青，跨过长江，越过黄河，穿过山海关，一路向北、向北，经过五天的颠簸，在东北铁路尽头一个叫福利屯的小站卸下了我们。四辆大客车又拉着我们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整颠簸了十四个小时，在这条中国最东北角的公路尽头最后一次卸下了我们。前方已经没有路了，一条宽阔的界江横亘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黑龙江。对岸是苏联—一个敌对的国度。

　　那年，我十六岁。

　　二、东河

　　到东河那天的所有细节在记忆里永远是清晰的。那是个呵气成冰的早晨，生产队长张守来带着爬犁队赶到公社所在地抓吉来接分配到东河的杭州知青。十二匹马拉着六挂爬犁首尾相衔，沿着冰封的河道蜿蜒蛇行，浩浩荡荡地向东河疾驰而去。第一次坐爬犁的我感到兴奋不已，这种从未见过的交通工具让我想起了格林童话里圣诞老人的雪橇。弯弯的犁头冲开厚厚的积雪，箭一般地在冰面上滑行。瓦蓝瓦蓝的天空飘着砂糖般的清雪，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点点银光。清脆的响鞭震落了树枝上琼玉般的雾凇，纷纷扬扬落了我一身。吸入鼻腔的空气寒冷而凝重，但却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清新。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忐忑不安地想象着即将伴随我新生活的东河应该具有的景象。

　　翻过最后一个高坡，远处显现出一个湮没在白色中的小屯子。在懒洋洋的冬日阳光照耀下，袅袅的炊烟似乎被冻僵了，出了烟囱却久久不肯离去，在房顶不远处懒洋洋的升腾徘徊，如同一朵朵形态各异的白蘑菇。一条长不过二百米，东西向的土路把屯子分成南北两半，两排新旧不一、土墙草顶的房子里住着二十八户人家。东头是所小学，三个老师教着十八个学生；西头有一个牲口棚和一个大猪圈，养着三十多头牛马和大大小小几十头猪；后面是一道高约十米，绵延数里的土岗，长着茂密的树林；前方是一片宽阔的草甸子，一直延伸到乌苏里江边；隔江相望是海拔950米的抓吉山，山是中国名，却在苏联境内。

　　这就是东河。

　　小学老师张金发、王国文和姜曾顺领着一帮小学生在村口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知识青年来东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个大字。鼻涕拉瞎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欢快的锣鼓声中，老人们拉着知青的手问寒问暖，女人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城里娃娃，孩子们显然被知青特有的行李吸引住了，五颜六色的被褥、成扎成捆的书籍、从未见过的乐器……。低矮破陋的土房被老乡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天棚上新糊的旧报纸透出阵阵油墨的清香，崭新的炕席被火炕烤得暖暖的。刚安顿下来，细心的老人们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杭州知青办统一发放的棉裤由于棉花太少，针脚又不密，大部分知青棉裤的棉花已退到小腿处，膝盖部位只剩下两层布。这也难怪，杭州人从来不穿棉裤，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做棉裤。乡亲们心疼了。队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安排知青第二天休息并将所有棉裤按人头分发到各家重新翻絮，限期一天完成。当知青们穿上针脚细密、厚实暖和的新棉裤时才知道，许多人家拆了自家的被褥，抽出本来就不多的棉花絮到了知青的棉裤里。那年头，棉花是计划供应的，要票。 这就是东河的农民。

　　三、张守来

　　张守来是东河的生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很年轻，我到东河那年，他才二十二岁。对他的年龄记得那么清楚的原因很简单，我刚到东河的那几天，他正因为公社不让他去当兵而闹情绪，因为那年他刚满二十二岁，是法定服役年龄的最后一年。他个子不高，偏瘦但很结实，眉目清秀，略显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对炯炯有神、不大不小的眼睛，鼻梁挺挺的，嘴很有棱角，在屯子里算个美男子。他口才很好，平时疙瘩溜丘话张口就来，一套一套的，开会发言更是字正腔圆、振振有辞。1969春天的一天晚上，队里召开春耕动员会，他从搞好春耕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到各地块的播种顺序和劳力畜力的安排，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不用稿子不喝水一连说了四个钟头，听得一帮城里娃娃大眼瞪小眼，浑身热血沸腾。我就是听了他的动员，当天晚上向党支部递交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当饲养员，第二天就搬到牲口棚与一个患严重肺气肿和哮喘病的五保户住在一起，开始了我长达三个月的饲养员生活。张守来很能吃苦，干活很利索，铲地、割麦、打草、赶车、打鱼、盖房，样样都是行家里手。他很能喝酒，每顿都要来两盅，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六十多度的北大荒酒一顿能喝一瓶，而且越喝脸越白，越喝话越多，但很少看到他喝醉。他有个善良慈祥的老娘，对知青很好，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张大娘。正是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四年中给了我这个远离家乡父母的知青无尽的关怀，让我在万里之外的东河体会到了母爱。1970年我患细菌性痢疾，张大娘听说用鸡蛋清拌和捣碎的韭菜贴在肚脐上能治病，就每天如法炮制。尽管徒劳，但她给我敷药时那慈祥的面容和心疼的眼神却让我铭记终生。每当他家做点儿好吃的，张大娘都会让她那八岁的大孙子到知青宿舍来叫我，“陈叔呵，俺奶奶叫你去吃饭！”那清脆稚嫩的童音几十年来时常回响在我耳边。

　　张守来是我成长道路上最初的引路人，是他的培养和重用，使我在东河经受了良好的锻炼，为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0年我从县武装部值班分队回来后，他任命我当民兵排长，后来又当连长，1971年底，他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第二年推荐我接他的班，于是，我在二十岁那年当上了农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而他去公社当了武装部长。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由于交接工作耽误了时间，新兵第二天就要出发了，而我却还在百里之外的东河，他二话没说，套上马爬犁，顶着暴风雪，亲自把我送到了县里。一路上，能说会道的他一直沉默着，只管用鞭子狠狠地抽着马。我知道他很矛盾，从感情上讲，他不愿意我离开东河，但又怕耽误我的前程，象他当年一样错过了当兵的机会，而我却沉浸在军旅生活的憧憬中，对他的心情浑然不知。到了县里，天已经黑了，我直接在县武装部换上了军装，参加了新兵的欢送晚宴。宴会上，领导致词，我代表新兵讲话，他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烟。大家都互相敬酒，杯盏之间一片欢声笑语，他却脸色茫然，自斟自饮，宴会还没结束就离席了。第二天，在欢送的人群中我没有看到他。

　　我走了，踌躇满志地走了，而他还留在那里，留在生他、养他、造就他的抚远。

　　四、铲地

　　东北农村历来对强度大的劳动有“四大累”的排名，即“和大泥、脱大坯，拉大锯、割大地”，但在我的记忆里，与“四大累”比起来，还有一种更苦更累的活，那就是铲地。

　　抚远县的纬度高，又在中国版图的最东面，夏天时，早晨三点天就亮，晚上八点还没黑。每天凌晨，当你还因为昨天的疲劳而死睡在炕上做着游西湖的美梦时，老农李振清的出工哨子就响了。全村男女老少揉着眼睛，扛着锄头，顶着晨星，趟着露水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地边，这时候，东方刚露鱼肚白。打头的一声吆喝“抄家伙！”漫长的一天开始了。

　　东北有句顺口溜“关东山、三班倒、蚊子、瞎蠓和小咬”。清晨是蚊子和一种叫“糠秕子”的昆虫肆虐的时候，每人头顶上盘旋着一团上下翻飞的虫云，对你发起劈头盖脸的轮番进攻并发出令人心悸的嗡嗡声。尤其是糠秕子，以身体细小如糠屑而得名，看不见，摸不着，专往你身上有毛的地方钻，头发、眉毛、胡子、腋窝、裤裆，钻哪里咬哪里，咬得你抓耳挠腮、浑身冒汗。我亲眼看见几个细皮嫩肉的女知青被咬得脸部肿胀、号啕大哭。

　　天亮了，蚊虫退了，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似乎永远也铲不到头的垄沟，最长的有几里地，早晨从这头开始铲，中午到那头歇晌吃饭，然后接着往回铲，铲到这头正好收工。在长达十几小时的劳作中，难耐的不仅仅是疲劳，还有单调、枯燥和乏味。人人半哈着腰，两手一前一后握着锄杆，眼盯着苗间的杂草，交替着双脚在垄沟里边铲边走。为了不落在别人后面，我不时用余光扫视着左右，不断调整着速度，力争跟上打头的。刚开始，还有当地农民说些令知青脸红的“黄段子”以鼓舞士气，渐渐的，累了，没人说话了，只听见锄板刮擦泥土的“刷刷”声。

　　东北的夏天温差大，早晨下地时还穿着厚厚的外套，中午的气温则高达三十多度。烈日骄阳，挥汗如雨，茫茫大地，无处躲藏，搭在头上浸透了水的毛巾，十几分钟就干了。为了可口，知青食堂的孙美玲在送来的开水桶里加了糖精和醋精，无奈流汗多了缺的是盐而不是糖，光喝不解渴，尿倒是多了。最开心的是工间休息，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插科打诨、抽烟喝水。我的烟瘾就是这么染上的。胡乱撕一片纸，往里撒些旱烟末，卷成喇叭筒状，用唾沫沾上边，掐去头上的纸疙瘩，点上火，深深地吸上一口，又解乏，又熏蚊子，一下子就拉近了与贫下中农的距离，省得农民笑话你“男人不抽烟比女人长胡子还难看”。

　　最后的冲刺是最难熬的。劳作了一天，筋疲力尽，捏着锄杆子像掂着一根铁棍子。眼看夕阳西下，腹中饥肠辘辘，恨不能三步并两步铲完了事。然而，大自然还要最后考验你，小咬上班了。暮色中，成千上万比蚊子小，比糠秕子大的小咬，对你露在外面的所有皮肤，不论厚薄，反复叮咬，那种突然的疼痛，远非蚊子和糠秕子能比。以至于我一直断定它的口器不是针状颚而是地地道道的牙，否则怎么会那么疼。终于，打头的发话了：“煞愣点儿，铲完了回家！”于是，先到地头的人又回过身来，找铲得最慢的垄沟往回铲，这叫“接垄”，一个接一个，三下五除二，回家喽！

　　踏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收工的喜悦，准备明天再重复今天的劳动。

　　其实，铲地的劳动强度并不大，就是太耗时间，是个磨蹭活，娘们儿干最合适。我是个急性子，不适应慢工出细活，宁愿干打羊草、割大锯之类的力气活，憋足了劲儿，甩开膀子，一鼓作气，干完拉倒，因此，但凡有这样的活，我都抢着去。也正是因为打羊草、割大锯，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是后话。

　　五、陈元发

　　陈元发是个身材高大、性格倔犟的老汉，我到东河那年他应该有六十了。我与陈元发的交情不仅仅因为我跟他儿子是好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与他有过生死之交。

　　1968 年冬天，东北大地红烂漫，从省市到地县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1969年初春，我作为一名“根红苗正”的知青与徐新月、刘蕴一起被公社革委会指定为东河清理阶级队伍小分队的成员，主要任务是在队革委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内查外调，深挖暗藏在贫下中农队伍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969年3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乌苏里江的炮声使东河的清阶运动增添了反修的色彩。抚远地处中苏边境，在伪满时期和中苏友好的漫长岁月里，确有个别人与当年的日伪政权和后来的苏联有着复杂的关系，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种清查和清理被无限制地扩大化了。一时间，抚远县敌特遍地、人人自危，仅东河这么个屁大的屯子被定为敌特嫌疑的就有三人。陈元发因在伪满时期当过三天胡子（土匪），分过一把雨伞，自然就逃不过这一劫。每天早上出工前，牛鬼蛇神们被集中到队部，在毛主席像前背诵“老三篇”。陈元发目不识丁、老眼昏花，哪遭得了这份罪，每次都是别人背完了，他还在反复念叨“为人民服务”一句话，免不了招来一顿呵斥。看着这个满头白发，佝肩偻腰，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怎么也不能把他跟“土匪”联系起来。

　　记得是正月的一天下午，忽然有人来报告，陈元发失踪了。张守来派了十几个人分头寻找，半天也不见踪影。天擦黑的时候，他自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说是想去上吊，在林子里找了一棵歪脖树，系好了上吊绳，抽了三袋烟，左思右想犯不着死，冻得受不了就回来了。这下更糟了，老帐未清，又添新帐，公社当即命令队里派人将他押送到公社去，这个差事派给了我。那是个滴水成冰的风雪天，估计有零下三十多度。陈元发反绑着双手在前面走，我拎着把斧子跟在后面（那时还未发枪）。还没走出二里地，陈元发就站住了，回过头跟我说：“求求你，把我的绳子解了吧，我的手冻得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非把手冻掉了不可。你别怕，我不会跑。”凭我的直觉，他说的是真的。我解开了绳子，他摘去了手套，风雪中我看见他的十指已开始发白。我俩一前一后又走了十几里地，当看见公社的房影时，他又回过头来站住了，大皮帽裹挟下的脸庞显得那么瘦削，眉毛和胡须挂满了冰溜子。他颤巍巍地对我说“再给我捆上吧，被人看见了不好”，语调是那么平静，那么诚恳。他转过身，我在他反剪的双手上胡乱绕了几圈绳子，继续一前一后到了公社。三天后，他回来了。两个月后，他与其他三户敌特嫌疑一起举家内迁到了三百多里外的富锦县，这是当年所有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县普遍采取的政策。

　　1970 年春天，县里纠正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陈元发又举家迁回了东河。有了那次经历，我在他心目里就是个天大的好人，逢人便说“陈新这小子心眼好，够意思，要不是他，我的手早冻掉了。”我当支部书记，他比谁都高兴，扯着嗓子喊“我早就看这小子有出息！”我俩成了忘年之交。当年的东北农村，农民缺钱，但家里养着鸡鸭，种着蔬菜。他馋酒，又缺钱，老是撺掇着跟我搭伙喝酒。每次搭伙，我买酒，他管菜。他喝酒有个毛病，光喝酒，不吃菜，一瓶北大荒几乎都让他一个人喝了，而我则塞了一肚子鸡蛋、鱼干和凉菜。天长日久，我的酒量越练越大，后来也像他一样，成了光喝酒不吃菜的酒鬼。借着酒劲，我曾斗胆问过他当胡子的事，他说：“我哪知道那些人是胡子，穷得没饭吃，有人管饭谁不去？我没抢过东西，更没杀过人，知道他们是胡子后我就跑了，所以只当了三天胡子，分了一把伞。”

　　六、与死神擦肩而过

　　1970 年8月份的一天，队里抽了六个壮劳力打羊草，我在其中。

　　东河的草场很美，低处是湿地，水草丰茂，一条小河蜿蜒曲折流向乌苏里江；高处一面坡，依傍着一片茂密的白桦林，林间草地上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经常有野鸡和狍子出没。

　　打羊草是个力气活。二寸宽、三尺长的芟刀用好钢锻制，一人高的刀把和刀身成直角，呈L状，加上手柄足有七八斤重。打草时，左手握住刀把上端，右手抓住横绑在刀把中部的手柄，抡圆了双臂，手、足、臀、腰同时发力，一刀下去，“刷”的一声，刀身贴着地面，从右至左将茂密的羊草齐刷刷地割倒。这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条一尺来宽、二米来长的弧形刀迹，然后迈上一步，又是一刀、两刀、三刀，如此反复，直到草场尽头，这叫一趟，短的几十米，长则数百米。当地人说，打羊草时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使劲的，连爷们儿的命根子都晃荡，这话一点儿不假。一趟下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脱光了膀子还嫌热，恨不能光腚才好。一趟到头，必须磨刀，将刀把放平，刀头朝上，用一块手指长的石英砂磨刀石，蘸上唾沫，在刀刃的两面来回摩擦。磨好后你再看那薄如纸张的刀锋，蓝汪汪、阴森森，浑身透着一股杀气。

　　那天是个大晴天，骄阳似火，热得出奇，刚打了七八趟就没劲了，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啃点干粮喝点水，歇歇晌再干。于是，大伙儿找了块阴凉地儿，各自磨完刀，将刀头冲上，刀把朝下插在地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吃喝起来。打草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芟刀都不准平放在地上，因为刀刃锋利无比，放在地上被草掩盖不易发现，万一不小心踢到，脚脖子就削断了，因此，休息时必须将芟刀倒插在地上，而且要插牢。那天的事就出在插刀上。一块苞米面饼子还没下肚，我眼睛的余光就眇见其中的一把刀摇摇晃晃，开始倾斜。抬头一看，“不好！”一把未插牢的芟刀，刀尖朝下，直挺挺地朝我们六个人砍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左手支地起身，右手迎了上去，本想抓住刀把，没想到正迎在刀锋上。芟刀被我隔挡后歪倒在人堆外，而我的手掌外侧却被重重地砍了一刀，我下意识地捏住了伤手，尽管当时并不感到疼，但凭我的经验和直觉，这一刀砍得不轻。伙伴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傻了，缓过神来才明白刚才的一刹那间我们都与死神擦肩而过。王振华起身要给我包扎，我捏住伤口的手稍一松开，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溅得他满脸都是。我知道手掌的小动脉被砍断了，光包扎是没用的，必须尽快缝合。我吩咐王振华立即赶回队里给公社卫生院打电话做好手术准备，我捏住伤口，将伤手举起高于心脏，径直朝二十里外的公社走去。一路上，咕咕的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顺着手脖子往下淌，很快就浸透了衣袖，一阵阵钻心的剧痛搅得我心烦意乱，掐住伤手的好手也渐渐地麻木了。

　　公社卫生院到了。说是卫生院，实际上只有一位刚从佳木斯医学院毕业的卢大夫，唯一的护士是从北岗生产队抽上来帮忙的小费姑娘，根本就没经过专业训练。我在门诊桌边坐下（没有手术室），在卢大夫紧张的眼神下慢慢的松开了伤手。连我自己也惊呆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伤口从小指根部一直延伸到手腕处,足有十厘米长，张开的伤口里沾满了刀锋上残留的磨刀泥屑，黑的、红的夹杂在一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经卢大夫检查，这一刀深达掌骨，肌肉、血管、神经、肌腱全被切断，需内外缝合两层才行，而且不能保证术后手掌功能完全恢复。更让人揪心的是卫生院从未动过手术，没有麻醉药库存，于是，缝合手术就在没有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卢大夫用一条绷带将我的伤手绑在椅子扶手上，让我转过头去不要看，小费站在我左面，扳住我的肩膀以免乱动。首先是清创和消毒，双氧水和酒精棉球在我的伤口里来回涂擦，沾在伤口里的磨刀泥屑很难洗清，一遍又一遍，疼得我满头大汗、咬牙切齿；然后是缝合肌肉，最后缝合表皮，内外两层十六针，总算熬过了这漫长的四十分钟。松了一口大气的我感到一阵眩晕，紧咬着的牙关僵硬得张不开，短裤都被汗水湿透了。卢大夫脱去手套，摘了口罩，竖起大拇指夸赞道：“小伙子，好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不过如此。”一周后，由于我带伤参加麦收，伤口感染了，排脓、打针、吃药，折腾了一个月才痊愈。但正像卢大夫所担心的，右手掌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小指和无名指无法弯曲。一直到今天，每当冬季气温低的时候，别的手指都正常，唯有这两根手指是冰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