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之路：严复如何成为大变局时代的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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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是中国近代有名的启蒙思想家。要了解严复的启蒙思想，还得从他的生平经历及所处的时代说起。

　　（一）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一字又陵（幼陵），又字几道，1854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的一个农村，父亲是位郎中。1867年，也即严复十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因家贫，考入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马尾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为培养海军人才而建的，这也意味着严复从这个学校毕业出来以后，他会成为一名海军人才。马尾学堂设两个专业：一个是船舶驾驶，一个是船舶制造。严复学习的是船舶驾驶，一学就是五年。毕业出来以后，他先后随军舰出访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并到过南洋的新加坡和小吕宋（即现在菲律宾）等地。

　　到了1877年，严复得到一个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机会。正是在英国这两年留学的经历，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到英国以后，严复有机会接触英国社会，而且了解到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他发现英国的强盛不仅仅是因为“坚船利炮”，在这种坚船利炮的背后，还有她的学术文化，包括她作为支撑的政治制度。严复在英国的时候，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之外，大量的业余时间却都用于考察英国的社会制度，以及阅读西方的社会科学和哲学著作。

　　在英国的这两年，他还认识了当时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郭嵩焘是那个时代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有一种世界视野。郭嵩焘的年纪比严复要大得多，但是通过跟严复交谈，感到眼前这位年轻人的思想非常不简单。他甚至跟其他人说：以后真正能接他的任，当这个驻英公使的，非幼陵莫属。所以，在英国这段时间，他俩成了“忘年交”。严复跟郭嵩焘交谈时说：英国之所以富强，其实就是她的政治制度跟中国不一样。

　　严复是清朝派到西方留学的第二批留学生。更早的时候，清廷派出过第一批“少年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到美国之后，学的是跟洋务直接有关的机械、采矿、冶金等专业，归国之后（大多未完成学业被提前招回）被安排在诸如上海电报局、福建船政局、江南造船厂的技术岗位上发挥其才能。严复就不一样了，他已不安心遵循清政府指派给他的角色行事，而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思考中国如何才能真正走上富强之道的“大问题”。在英国那段时期，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这就是：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而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工程技术以及经济管理等局限于应用层面的“实学”。

　　严复从英国回国以后，最初是回到福建马尾学堂当教习。到了1880年，他就被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在北洋水师从教习做起，后来慢慢升至会办直到总办（相当于校长），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达20年之久，但并未能参与“机要”；甚至以“建言”的方式将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尤其是在英国所了解的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等情况告之朝廷都缺乏机会。因此，他想到了要考科举，试图走科举的正途。但在科举这条路上他却遭遇挫折：四十二岁以前，他曾经四次参加乡试而不中，这使他很伤心。他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意思是说：我很后悔当年学了这些“洋文”，所以社会上都把自己看作未开化的“异邦人”。这是严复在四十岁以前的生活状态，也是他因为人微言轻，空有爱国热情却不见用的时期。

　　（二）

　　但是，1894甲午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写了严复的人生。1895，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李鸿章代表清廷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签订的消息一传出来，举国上下震惊。很多人都感到中国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当中也包括严复。那时候他还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走科举考试这条道路的想法却彻底破灭了。不仅如此，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呼吁救亡图存。其中有的文章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样“积弱”的地步，是有它的原因的，其中包括科举应试用的“八股文”；所以中国真正要图存和富强，一定要从根本问题——废除“八股文”和思想文化的改造开始。而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声誉与思想影响，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1895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四篇相当有影响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它们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积弱的原因。从这四篇文章可以看出，严复对中国的救亡图存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看法，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是他提出中国走上自强之路的关键在“三民”，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我们知道：在1895年至1898年的维新运动时期，举国上下要求改革中国政治的呼声高涨。当时，不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上书朝廷要求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还将这种改革中国政治的意图直接付之于行动。比如说，康有为在京城广泛结交朝廷官员，建立实行变法的“小圈子”和关系网；年轻的梁启超受其师康有为之托，到湖南联络开明官员和地方士绅直接推动地方上的变法新政。就连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朝廷大员张之洞也加入到维新运动的行列，他不仅出钱资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提倡维新的刊物，而且他自己撰写《劝学篇》，提出中国的改革要走“中体西用”的新路线。

　　可见，当时的维新运动不仅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对于维新的理解是各有其说，就变法的主张与措施来说也是五花八门。但假如将参与到维新运动中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改革或者说变革主张加以分类的话，不外可分为主张立即启动全面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政治激进派和主张在不改变目前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引进某些西方新政措施的政治保守派，而与这两种派别相对立的，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班昏聩守旧、不谙世界大势，却在朝廷上掌握实权的思想极端顽固派。

　　与当时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康梁等人不一样，尽管严复所写的文章中，其表达的关于政治改革的观点与他们相当接近，但是，严复并不热心于参与实际的政治行动。我们发现：在维新运动时期，严复除写了一篇《拟上皇帝书》之外，并没有像康有为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朝廷上奏关于改革的具体建议。也许他认为，与其寄希望于朝廷实现变革，不如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西方的富强之道。或者他认为，维新运动的当务之急与其说是在思想观念还未有澄清之前就匆匆忙忙地谈什么改革，不如说更应当让中国社会先从思想观念，包括学术文化上进行一番彻底的“洗礼”或者说思想上的变革。这就是严复在维新运动走向高涨的时期，除了发表政论文字并与好友合作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之外，还将主要时间与精力用于翻译西方的学术思想著作的原因。而这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在1895年开始动手翻译并在1898年正式刊登出来的《天演论》一书。

　　《天演论》的作者是英国人赫胥黎，此书原名“进化与伦理”，是关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一本普及性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出版的，就进化论思想来说，它讲的是生物进化论；不久，斯宾塞等人把这个进化的理论用来解释人类的进化，创立了社会进化论。

　　严复在英国的时候，就接触到西方的进化论思潮。在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这种情况下，他感到进化论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观念，非常适合用来解释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种”不强。这种不强包括思想文化不强、学术不发达，所以中国真正要改革和富强，必须从根本——学术文化做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继续走“洋务”的老路。因此，1895年至1898年的“维新运动”对于严复来讲，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他把改革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目标定位在翻译西书、传播西方学术文化方面。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维新运动时期影响很大，译本还未正式出版时，译稿就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都认为它给维新变革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这本书的思想影响还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打个比方，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因为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把名字都改了，取名为“适”；而像鲁迅、毛泽东等后来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人物，也都深受严复介绍的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维新运动时期及其后，除了进化论思想之外，严复还广泛地介绍与传播西方的其他学术思想文化，这当中包括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等等。他翻译出来的西方学术著作，后人把它编成“严译八大名著”一版再版，直到今天还广泛流传，并被仔细研究。可见严复审视西学的眼光相当犀利和精准。比如，他翻译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历来被视为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圣经”。

　　严复翻译这些西方学术名著的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进行思想文化的创造性移植的范例。在译文中，他往往采取大量加“按语”的形式，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对其中的思想观念加以解读和发挥。考虑到引进西学事关重大，他的翻译工作做起来非常用心。他说，有时候要翻译好一个名词，得想半个月。严复对他自己的翻译工作不仅异常认真，而且相当自信。他认为，他把这些西方著作翻译过来之后，几十年之内，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应当说，严复的这种自信与其说是在对译文的文字推敲与翻译技巧方面，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他的这些翻译工作在开启民智、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与改进人们的精神风貌方面的思想价值。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及其后，其立足于通过翻译来介绍与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固然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要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燃眉之急”，但自从这些西学名著介绍到中国以后，它的思想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而严复之所以能活在后人的心目中，被人们缅怀，也主要是因为他致力于传播西方学术思想文化的事业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不可绕过去的一种思想遗产。

　　（三）

　　应当说，严复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是从维新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严复在1911年以后思想有了转向。过去，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严复晚年提倡传统文化意味着他的思想复古。但研究严复的思想，不仅要注意他在维新运动时期及其后一段时间介绍与传播西学的工作，即便是到1911年以后他发生的思想转变，也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与总结，即作为在维新运动中不遗余力提倡西学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为什么会“复古”，或者说，这种“复古”对于严复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也许对于严复来说，他晚年之走向传统思想文化，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的倒退与落伍；相反，思想启蒙者与其说是紧跟潮流的“弄潮儿”，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时代的先知与预言者。从这点上来认识晚年的严复，或许我们会获得对他的晚年思想之所以转向的另一种理解。

　　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世风转移极快，早已不是那个“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时代了，相反，这时候学术思想文化界有一种“唯西风马首是瞻”的潮流涌动并且蔓延开来；但此时的中国社会却又是一个民不聊生和政局乱象丛生的时代。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严复陷入了思想的彷徨。应该说，严复晚年对中国时局的变化是持悲观认识的，他认为是他早年寄希望于通过传播西学来改造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做法遇到了麻烦。因此，他将出路转向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但是，这并非一定意味着他早期执著的启蒙事业的真正“破产”。就是说，对于严复来说，无论维新运动时期还是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文化程度的低下始终是中国社会积弱的根本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严复从“思想者”的角度来对中国命运与前途的思考是前后一贯的，这也才是真正的严复——中国近代以来少有的坚持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来思考与解决中国问题的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