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噪一时的八大胡同 现成了北京棚户区

　　华灯初上，正是日本歌舞伎町一番街开始热闹的时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是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特色”景点。然而，比之20世纪初的北京妓院集中地——八大胡同，还是逊色几分。当时人们逛八大胡同，不以出入妓院为耻，反而愿一掷千金，金屋藏娇。这使得一向被视作伤风败俗的娼妓业，变得不同以往。那么，八大胡同到底因何不同？在传统北京又占据着什么地位？

　　一、京城“花街”的形成

　　八大胡同，并不仅仅是八条胡同，而是泛指大栅栏一带的烟花柳巷，具体位于前门大街西侧，主要指煤市街以西、五道庙以东、李铁拐斜街以南、西珠市口大街以北的区域，其中以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为代表。

　　《京城内外首善全图》约刊于1800年

　　八大胡同的区域在清代前期已经逐步形成，其成因主要是政治的主导，即“旗汉分住”政策。顺治初年，为拱卫皇室，稳固政权，在北京实施了“旗汉分住”，皇帝下令将普通汉民以及八旗以外的官僚士绅等逐出内城，由满族、蒙古、汉军八旗的士兵及其家属分区而住。

　　就内外城而言，处于政权中枢的满人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将普通汉人全部逐出内城，就连朝廷大臣等高级官员在内的汉人也要遵照规定。乾隆年间有名的政治家纪晓岚同样只能住在距离紫禁城较远的外城。清政府除了把汉民及八旗以外的官绅赶至外城，同时还禁止在内城开设包括妓院、戏院在内的娱乐设施，甚至禁止开设营业性旅店。

　　于是，内城的主要职能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八旗守卫皇室；外城则因此迁入了不少娱乐和商业场所，包括搬至城门外的妓院。清初的这一国策形成了满汉分治的格局，把清代北京内外城的区域功能和特性作了明显的区分。

　　清代京城居民除了受传统城市空间的制约，“宵禁”也是对内外城管理的一种常态。清代由正阳、宣武、崇文三个城门连接内外城，除紧急军务和朝廷要务等特殊情况外，早晚依规定按时启闭，士兵严格盘查，违时不能通过，翻墙将受严厉处罚。民国时期虽无清朝严格，但还是只能按规定出入。内外城之间，以原有的城墙和护城河相隔。“宵禁”和城墙、护城河的阻隔再次强化了内外城的职能和区域划分，居民的日常生活及消费需求受到了地域的影响，外城的日常性生活服务功能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和消费。

　　另外，清政府废止了官妓制度，还对涉娼行为作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不仅禁止具有官员和科举资格的身份者及其子孙嫖娼，而且对开设妓院容留妓女的营业者身份明确设置了禁区。即便有明文规定，但是清代史料中还是能经常见到官僚、文人嫖娼宿妓的踪迹。

　　作为色情娱乐业集中的八大胡同区域，清初因政治干预，各妓院从内城集中到了距城门近的大栅栏一带。由于内外城职能的分化和强调，外城的日常生活职能日益突出，住宅和商业设施也开始杂居于此。随着晚清政权控制力的衰弱，律条的作用趋于形式化，素受抑制的妓院逐渐呈现繁荣局面。

　　二、欢乐街上的繁华

　　清末北京以同时期日本娼妓管理制度为蓝本，将妓院与娼妓纳入了市政的正式管理体系。民国的北京市政继续沿袭这一制度，发展和细化了对妓女、妓院的制度化管理。

　　根据麦倩与甘博的两份调查报告，20世纪一二十年代包括公娼和私妓在内，北京妓女有一万人左右，在世界上算是妓女众多的城市。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注册共有332家，一、二等妓院105家，其中八大胡同区域就有100家；三等妓院193家，属这一区域的共71家。由此可见，清末民国的妓院与公娼集中在八大胡同区域，而且一、二等的妓院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京城妓女、妓院的等级有妓女的品貌、才艺等条件和妓院设施、服务诸因素的影响，也有市政当局为了便于管理，设定等次的原因。光绪三十二年按照《管理娼妓规则》，即已将妓院分为四等：清吟小班（一等）、茶室（二等）、下处（三等）、小下处（四等）。

　　这四个等级的妓院及妓女，按规定交纳营业税费等。妓女等级不同，不仅交纳的税金有差异，而且每月例行的身体检查费也不一样，以一等最高依次递减。对于市政的财政收入来说，妓院每月的营业税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二等妓院的重要性就更高了。

　　民国时期的妓女

　　八大胡同除了是风花雪月之所，还是戏曲名角斗艳以及老商号云集、黑白两道的混杂之地。周边戏院、饭馆与繁荣的妓院三者互相联系，有着密切的市场关系。当人们听戏累了、酒足饭饱后就到隔壁的妓院纵情潇洒，所谓听戏吃饭招妓一条龙。

　　历经了18世纪的长期繁荣，进京的各地艺人、戏班纷纷进驻正阳门外大街的东西两侧。至晚乾隆年间，戏班和演艺人员已集中于以韩家潭为中心的区域。自“徽班进京”后，在大栅栏竞相登台斗艳。据载，三庆班进京后落脚于韩家潭，四喜、和春、春台等戏班则下榻于陕西巷、百顺胡同及李铁拐斜街。八大胡同为戏班提供了住宿性的旅馆，而徽班的唱红也带热了八大胡同。由于清廷特殊的禁娼政策，“禁宿娼而不挟优伶”，一些清秀伶俐的当红男旦，同时也成了台下上层社会玩物的对象。一时男色兴起。迟至乾隆以后，八大胡同已成为上流社会乐此不疲的色情游乐场所，只不过在“禁娼”条令下，达官富贾游乐的主要对象是男优，魏长生同和珅的关系便是其中一例。

　　徽班进京

　　八大胡同周边集中了容纳流动人口的饭馆、旅馆、会馆以及商业与娱乐设施，不仅为北京居民提供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服务，还面向南来北往的行商过旅和长期旅居外城的在京人员提供社会生活服务。这里的经济活动非常活跃，不局限于本地，甚至涵盖全国。所以，在20世纪兴起的大众旅游和国际旅游业中，八大胡同作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一个项目，早已驰名海外。

　　三、“公共性”的社交中心

　　在空间上，八大胡同距离主要城门近，与大栅栏仅数百米，交通便利；妓院与民居和商业设施犬牙交错，和商业区、戏院、茶馆、饭馆相连，流动人口大，满足多种市场需求。在政策上，被逐出内城的娱乐业纷纷于八大胡同区域集聚，周边吸引了游艺、餐饮、旅馆以及便利购物等相关产业；后因徽班进京意外地为受律条限制转而偏好男色的上流社会提供场所，具有了属于上流场所的符号意义。最终，形成了一个消费、信息、经济中心，各行业共集一地的综合效果不仅扩大了不同目的顾客的多种消费行为，也推动了这一地区包括色情业在内的娱乐行业之繁盛。

　　妓女、妓院虽有城市“必要之恶”的社会性质，但同时不能单纯地把二者理解为性欲排泄设施。其实，妓院同茶馆、饭馆、戏院一样，是建立、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社交场，是一个便于利用、操纵的接待场所。妓女是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工具，是搭建有效社会资源与人际关系的重要平台。清至民国时期的八大胡同，不再只是烟花柳巷，在演变发展中具有了更深层的社会意义。

　　它是提供社交空间的场所，还是汇聚社会资源的媒介，更是生产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简言之，八大胡同是作为“生产力”的另一种社交方式。倘若仅将色情场所看作是道德问题，就难以理解日本红灯区在亚洲乃至世界备受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塑造道德准则，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而是应关注到动乱社会下人及其产生的行为的多面性，不可从道德上作单一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