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生活运动”对国人素质的改造

　　面对西方时，近代中国人不仅感到自己国家在国力上积贫积弱，也在切实的生活经验中感受到“文明”的焦虑。在生活方式上强调“脱亚论”的日本引入了一整套西方对身体的控制手段：军事化管理、西方礼节。面对这个迅速现代化崛起、击败自己，又继续虎视眈眈的近邻，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感到一种强烈的迫切感，试图从基本生活方式入手改造国民性，以图改变国力贫弱的颓势。

　　蒋介石政府于1934年推出的“新生活运动”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执行。在这场运动中，国民政府试图改变从育儿到就餐的一整套国民习惯。这一运动在其施行过程中——如《教养身体的政治》一书作者深町英夫所揭示的那样——混合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诉诸儒家伦理，却又另一方面时时刻刻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置于西方式的他者目光之下。1930年代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关系与中美，中日关系的走向决定了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足够发动民众参与。而在作者看来，这场运动背后的焦虑感和迫切感直到今天仍未结束，仍然或多或少左右着中国人对待他者，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和行为。

　　本文节选自《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书第一章《苹果的回味——思想》，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孙中山与“不雅”的华人

　　中国人之举止动作的“不美”早已为一些早期革命家所意识到。1896年，居住于日本横滨的第二代华侨冯自由（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经历了极其痛切的一次体验。他当年虚岁十四，由父亲冯镜如（后来任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派往东京，和另一个中国少年一同肄业于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晓星学校。该校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学生中居住于横滨的西洋人子弟占三分之二，其余是日本人，中国人仅有他们两个。于是，西洋学生“恒歌中国人污秽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两个中国少年不得已每于休息时间藏在厕所附近的小院里，西洋学生则“扬言华人多患腹泻”。冯自由在此校学习四个月后，“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

　　但不敢告诉父亲实际情形，仅说不愿意学法文而已。1899年，章炳麟为了摆脱戊戌政变后的弹压而亡命日本东京，逗留在梁启超的寓所，但不了解日本习惯，“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冯自由当时亦下榻于该处，故而获悉了这一奇闻。亲身经历过以卫生为借口的种族歧视之后，又亲眼目睹了被视为祖国、民族传统文化代表的“国学大师”的如此举止动作，不难想象当时年轻的冯自由所受到的心理打击之大。

　　资料图

　　1908年，孙中山在新加坡逗留时，有一天与汪精卫、胡汉民、邓慕韩、张永福等一些同盟会会员聊天，谈到外国人之善于清洁。有人赞赏欧美人，有人称赞日本人，得不出结论。于是，孙中山说道：“若以清洁论，中国人亦有一部份〔分〕之人其净洁逾于其他各国，或可谓各国不能及也。......二三子不留心耳，我国好洁净之人，自成一族，不啻有数万人，汝等均所深知熟见者也。......其人迩在目前，即广州河下之蛋家是也。蛋家一族之讲求洁净，自衣服以至寝处，无不惟净惟洁，一尘不染，是其素性，为外国人所不能及。彼等虽穷无立锥，而其爱洁净之习惯并无少懈，此人所常知而彼等反忽之，此亦中国人每好舍近求远之弊。如我人能择己之长，去己所短，发扬光大之，则中国人社会乌至于停顿而不能进化也。”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举三个实例来说：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毯上吐痰，真是可厌。”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毯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

　　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跻〔济〕跻（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

　　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倒〔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迷（excuse me）。”

　　上列逸事都显示出，这些早期革命家已意识到了中国人的举止动作成为外国人惊讶、困惑、蔑视的对象这一事实。但是，他们未必认为中国人在本质上劣于外国人。例如，孙中山对这个问题持有独特的解释方式，即将其解释为《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被忽略的结果。他说：“象〔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知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然而，他通过外国人的眼光才发现了自己民族之身体的“不美”，故而提倡云：“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举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要按照外国的标准来注意自己身体的美观，以此改善外国人心目中自己的形象，进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而且，孙中山自己的生活习惯与章炳麟完全相反，“经月不见唾涎，不见吐痰，遇有稍咳以巾掩口，遇有嚏涕，亦以巾承拭，巾一日两换为常。”这无疑是他们海外生活经验的多寡所导致的差异，即曾在夏威夷、香港受过教育的孙中山和初次走出国门的章炳麟在经历上的不同，而与两者对中国传统学问、文化（“修身”）的了解、素养程度无关。孙中山的此种担忧和期望后来都传递给了他的继承者——蒋介石。

　　留日经验：蒋介石如何看待自我约束？

　　1906年，正值清末留日热潮的顶峰时期，年满18岁的蒋介石在负笈东瀛的船上遇到了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中国同学漫不经意地吐痰在船头的甲板上，其时被一位中国水手看到，就走过来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者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扔掉。’”

　　蒋介石在东京清华学校学习了半年多的日语之后回国。1908年，他再赴日本进入振武学校，这是日本当局于1903年专门为了收容希望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等的中国留学生而设立的预备教育学校。蒋介石此时的生活状况可从该校的《斋房条规》得以了解，这份资料显示出了当年日本人试图促使中国人接受的公私生活规范。

　　为了维持身体的规矩和清洁，“每日设有汤【热水】浴，以备洗澡”。“学生装扮，务须齐整洁净，从起床至就寝时，必应照制装扮，为要”。学校要求学生们在满足其生理欲求时（睡眠、饮食、排泄等），也要控制住自己身体的欲望，以维持周围环境的秩序和卫生，即“每晨闻有起床号音时，急速离床，照制装扮，并将寝具，按式整顿；起床后，非有就寝号音，不得擅自就床，……不得互相搅扰安眠;每日三餐，自有号音，早餐及午餐，须以半点钟内食毕，惟晚〈餐〉准一点钟内食毕；食饭时，不妨彼此间谈，惟不得喧哗杂乱；厕房内，各须留心，不可污秽；斋内及廊下，不得吐痰，或抛弃尘芥”。

　　如此，振武学校的《斋房条规》所提到的范围虽局限于该校内部，并未涉及一般社会，但它明确地要求全体学生须对整个学校的规矩和清洁负责。

　　蒋介石于1910年毕业于振武学校，后入驻屯于新潟县高田的野炮兵第十九连队，实习了一年多的时间。此时，他的日常生活受到了陆军省编纂的《军队内务书》的约束。此书详细地列举了兵营生活的规则。例如，为了维持身体的规矩、清洁，“除了规定的时间及场所之外，不许任意吃喝”；“起床后到点名为止，日夕不许躺在床上”；“纽扣、风纪扣、带扣等皆不准解开不理，穿着裤裙时尤其要注意”；“时常洗澡，洗涤头发、脸面、手脚，剪指甲，刷牙齿，全身要维持清洁”。关于周围的环境，同样需要注意秩序和卫生，即“起床后，开窗户，将毛毯及床单挥动并精心地折叠，把枕头夹在褥子和卧床中间，洗脸，擦武器，整顿衣服，照料马匹，给其喂草”、“熄灯后，不准妨碍别人的安眠”、“室内要经常维持清洁、好好整顿，物品不要乱放或带到规定以外的场所”、“不要在室内、走廊及从窗户上向外吐痰”。

　　为了监视各项规则的执行情况，“中队长要于每周六下午进行清洁检查，以便查看其所属物件的保存、维修状况是否良好”;“军医要时常巡视兵营内外，注意各项卫生规定是否确实得到执行，并视察士卒在练兵中的动作，注意其对健康的影响”。蒋介石又回忆云：“他们军队官长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有无尘土，并且带〔戴〕了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手套沾上尘埃，即是内务整洁尚未作〔做〕到实在，必须重新作〔做〕过。其次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到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求合乎规定——限定其容积总量三分之一。”

　　近代日本亦展开了以一般民众为对象的卫生知识的启蒙、教育。例如，森林太郎将上述的《陆军卫生教程》简化为《卫生学大意》，1891-1892年连载于《女学讲义录》上。1900年创作的《卫生唱歌》提倡云：“晚8时就寝，早7时起床，好好漱口、洗眼、擦脸、梳头。……所有食物饮料，都常吃八分饱，食后休息一会，然后开始运动。吃饭后勿立刻洗澡，洗澡时要用肥皂，好好除掉身上污垢。”由此可见，一般民众也要和军人同样地在日常生活中讲求规矩、清洁，以便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国民。而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和野炮兵连队服役过程中学到的，正是明治时期日本正在引进、普及的对身体的“教养”。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不仅把日常生活中的规矩、清洁看作身体美观的条件，而且将其视为管理、锻炼身体的要点。在冬天普降大雪的新潟县高田，新兵们“每天早晨5点钟以前就得起床，起床之后，就得自己拿着面盆，到井旁提冷水来洗脸”。蒋介石“少年时的体格就不好”，但是在高田期间，“用雪满身洗擦，或是用冷水，这样洗澡临苦锻炼，后来这身体才能够慢慢强健起来”。此外，“每人每餐规定只许吃一中碗的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饭的上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他当初“肚子里常常觉得饥饿......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来充饥”，可是“到了第三星期，虽不到酒保去购食饼干，也就不觉饥饿了”。

　　根据这种亲身体验，蒋介石提出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如下见解：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常常洗冰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能终年用冷水洗脸呢?普通那〔哪〕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往往因为没有热水而不洗脸，或因为等热水而耽误几个钟头。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将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所以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通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饭。普通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穷的人家，就只早晨烧一次，日中出去工作，就带一包冷饭。……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不然，打仗的时候，你要等水烧热以后来洗脸，又要等饭烧热再吃，敌人已经将你包围好，还了得吗?

　　这意味着，即使在进行洗脸、饮食等这种私人行为时，个人也要牺牲自己对身体舒适的追求，以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在日常生活中讲求秩序、卫生的意义，在于个人通过自己身体的“禁欲”、“苦行”，由此最大限度地增加其为集体利益贡献的潜在力量。蒋介石认为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学习的富强之源。简言之，他在日本学到了将军队式的规矩和清洁普及到全体社会，由此“教养”人民的身体、为国家动员做准备的必要性。孙中山等先行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人之举止动作的美观，而蒋介石则意识到了“教养”身体的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即创造近代国民的必要性。

　　新生活运动的四大主轴

　　新生活运动企图实现、维持日常生活中的规矩、清洁，由此将中国人民改造成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近代国民。此亦意味着，蒋介石要根据自己的留日经验对中国社会进行军队式的组织化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