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编一部交通运输典

　　流动是人类的天性，迁移是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繁衍、逃避天灾人祸的有效途径。在长期的迁移中，人类先是利用天然的交通工具，进而发明和运用人造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手段，在天然通道的基础上又开辟交通路线，设置交通设施，实行交通管理。

　　《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夏本纪》又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已经有了很大的活动范围和频繁的迁徙，已经能够“披山通道”，涉江渡河，具备了必要的交通工具和设施，也有了大量运输人员和物资转运的能力。

　　在三千二百多年前的商王后妇好墓中出土的和田青玉器物，证明当时已经开通由今南疆的昆仑山通向中原的交通路线。另外，原产于西亚的小麦传入中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大夏时已能找到胡人向导，都说明中原与域外的交通路线存在已久。

　　《史记·夏本纪》载“五服”制度：“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虽不可能是夏代已经形成的事实，却说明在分封制时代，交通路线和里程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已有了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管理交通运输工具和设施的制造、修建和维护。秦始皇灭六国后，实行“车同轨”，统一全国的道路标准，在此基础上建成高标准的驰道，由首都咸阳通向全国各地。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秦汉以降历朝无不重视遍及全国的驿传系统和道路网的建设和维护。到清朝最终完成统一的十八世纪中叶，在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内，形成了联通每个县级行政区和重要居民点的驿传和道路系统。至晚清，铁路的建成和轮船的使用，则揭开了中国交通运输史新的一页，对中国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西周初，被灭的商朝一批遗民迁入洛阳，利用那里适中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道路从事货物贸易，成为专业商人。商业发展促成物流的增加和商品集散地、交通枢纽的形成，一些诸侯国的都城成为繁盛的商业、手工业中心，聚集了大批商人和商品。

　　《史记·货殖列传》：“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勾勒出一幅当时全国的商品产销物流图，而支撑这一商业物流系统的就是遍布全国的商道。由于重要的水陆干道优先保证国家公用或军事目的，民间往往不得不另辟商道，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道网络。明清以降，留下不少实用、翔实、详细的全国性商路资料、手册和地图。

　　随着疆域的扩展，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分离，军事或边疆对粮食和物资的需求，使政府对粮食、物资的调拨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为了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历代都设置了专门的交通工具、设施、路线，并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予以管理、支持和维护。春秋时代已开凿运河，沟通不同水道和水系，充分发挥水运的便利。西汉、隋、唐的长安都离不开关东的漕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维持保证了元、明、清北京的首都地位，运河的维护和漕运制度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直到近代才为海运和铁路所取代。

　　春秋时代的先民已经开辟了海上航线，孔子曾表示想“乘桴浮于海”，徐福带领数以千计的少年、农夫、工匠移民海外。西汉时从徐闻、合浦出发的航线可驶至南亚的黄支国，唐宋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成为繁荣的外贸港口，郑和的庞大船队更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十六世纪以降东南沿海不断有人由海路外迁。“五口通商”和西方轮船军舰的来航形成新的海港，洋务运动与早期的民族工业促使中国有了自己的海轮海港，显现现代海运的雏形。

　　周穆王西游的传说反映了先民的地理观念，《山海经》的记载则显示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和对外界的了解。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及其使团的足迹覆盖了中亚、南亚，东汉的甘英已经到了波斯湾畔。此后，法显、玄奘深入印度和南亚各地，鉴真和尚六次东渡终抵日本，杜环在中亚被大食军俘至巴格达又返回中国。清朝被迫开放后，外交使节、学者、游客往返于欧、美、亚、澳，足迹远出前人，留下一批宝贵的记录。

　　中国疆域辽阔，幅员广大，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既有高山峻岭、峡谷岩洞、戈壁荒漠，也有江河湖沼、榛莽丛林、海洋岛屿，还有平原丘陵、水乡泽国、沃土良畴。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开凿各条道路，架设各类桥梁，设置各处津渡港口，疏通各地航道，在前工业化时代长期保持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交通工具、设施和道路系统的地位。由此形成的丰富文献记载，不仅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交通运输业的重要依据，而且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资料。但是除少数例外，这些资料一般分散于浩瀚的古籍之中，其中间接的、零星记录更难查找。为此，《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按交通路线和里程、驿站、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等专题，将传世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收集、辑录、标点和整理，方便读者查阅或提供一些线索。

　　根据《中华大典》体例，《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所辑录的范围是一九一一年之前用文言撰述的书籍、档案。个别跨一九一一年，但以一九一一年前为主的资料，也酌情收录其一九一一年后部分，以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对肯定完成于一九一一年前的资料，虽出版于一九一一年后，仍予收录。外国人来华以文言撰写的资料、外国人以文言撰写行程记录中国境内部分，同样收录。晚清以来外国著作的翻译本一律不收，但经国人翻译改编的译著、译述则视其内容的重要性酌情收录。部分资料附有插图、地图，亦视其重要性和清晰程度酌情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