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为何非要收复两京？

　　“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中，帝国最危险的时刻，就是长安洛阳两京失守，唐玄宗李隆基西逃蜀地，太子北上灵武之时。

　　但事后来看，最危险的时刻，其实也是蕴藏着重大转机的时刻。因为叛军打到长安之后，在攻下京城的胜利果实麻醉之下，安禄山等首领开始忙着登基当皇帝，既无意也无力再挥军西指，穷追不舍。

　　换句话说，从这一刻起，乱局已经触底了。下面，也该轮到唐军触底反弹了，也该轮到唐军反击平叛了。

　　怎么平叛？作为唐廷平叛的指挥中心，摆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李亨面前的，其实有上、下两策可供选择。

　　上策是由唐肃宗李亨的智囊、宰相李泌提供的：在长安洛阳已经失守、叛军已成强弩之末的情况下，唐军反而没有包袱了，就应该坚决地贯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原则。

　　也就是说，唐军应在长安洛阳一线采取守势，让己方的朔方军从山西方向对叛军的老巢范阳采取攻势，打出一记漂亮的左钩拳。

　　只要山西方向打得坚决，就能够实现对范阳的占领，切断叛军的退路，然后再从后背进攻长安洛阳一线的叛军，实现两面夹击。届时叛军进退失据，必被全歼，从而在根本上平定叛乱。

　　如果上策得到贯彻实施，叛军的老巢必将被唐军犁庭扫穴，叛军与老巢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联系也将被彻底割断，绝不会出现后来对叛军老巢“河朔三镇”清剿不力乃至形成藩镇独立的被动局面，推迟甚至避免“藩镇之乱”这一帝国毒瘤的到来。

　　下策，是以收复长安洛阳两京为主要目的和主要作战方向。朔方军在山西方向只是助攻，其主力也要被抽调于两京作战方向。

　　可是，先收复两京，军事上并不划算。所以称之为下策，是因为这个打法至少有三个弊端：

　　一是占领长安洛阳的叛军，都是百战精兵，战斗力最强，硬碰硬地打，最易损耗自身军事实力；二是逼迫叛军从长安洛阳后撤，实际上是促使叛军向自己的后方撤退，是在帮助敌军缩短补给线，增加唐军下一步作战的难度；三是到了战争后期，叛军很有可能盘踞老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除非唐军有实力对叛军斩尽杀绝。

　　后来的史实证明，下策的这三条弊端，果然一一应验。特别是第三条，直接形成了“藩镇之乱”的帝国毒瘤。

　　历史上，决策先行收复两京的唐肃宗李亨，并没有看到平叛的最后胜利，也不可能预见到平叛不彻底将会导致“藩镇之乱”。

　　其实，即使他能够预见到这个最坏的结局，只怕他在当时最现实的选择，仍然只能采取下策，一根筋地收复两京。

　　为什么？

　　因为唐肃宗李亨自己，还面临着一个继位合法性的焦虑。

　　史实是，唐肃宗李亨在灵武，是擅自称帝，根本未经当时尚在成都的唐玄宗李隆基批准和同意，其继位没有合法性。

　　虽然唐玄宗李隆基在成都得报后，马上就以政治家的风度，迎合了李亨的焦虑，给予了合法性追认，并且被动地、荣幸地，把自己变成了唐史上的五位太上皇之一。可追认归追认，擅立和传位的区别，父子俩心中还是都有数的。

　　所以，李亨在灵武自立为帝，只有建立平叛指挥中心的合理性，而没有父皇传位的合法性，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不孝。

　　唐人柳祥在《潇湘录》中，用一句话表达了当时的人对于李亨自立的态度：“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意思是说：李亨自己不孝在先，所以他也不可能平定不忠的安史诸辈。

　　不孝归不孝，李亨登基为帝已是既成事实。这就导致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李亨登基开始，直到李隆基李亨父子同返长安为止，大唐帝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皇帝：一个是在成都的唐玄宗李隆基，一个是在灵武的唐肃宗李亨。

　　那么问题来了：是儿皇帝听爹皇帝的，还是爹皇帝听儿皇帝的？

　　在发布于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八月十六日的《明皇令肃宗即位诏》中，爹皇帝表态了，咱俩谁也不听谁的，暂时共同分享最高权力：

　　“昔尧厌勤倦，尚以禅舜，高居汾阳；况我元子，其睿哲聪明，恪慎克孝，才备文武，量吞海岳，付之神器，不曰宜然！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某英勇雄毅，总戎专征，代朕忧勤，斯为克荷，宜即皇帝位。仍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其诸礼仪，皆准故事，有如神祗简册申令须及者，朕称诰焉。衣冠表疏礼数须及者，朕称太上皇焉。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待克复上京已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踪姑射之人，绍鼎湖之事。”

　　诏书虽然写得长，套话之外，关键其实就是关于权力划分的那几句话。概括起来，是以下三个要点：

　　一是承认李亨自立为帝的既成事实。明明是李亨自立为帝，在这里变成了唐玄宗命他即位，“宜即皇帝位”，自己呢，则“朕称太上皇焉”。虽然捏着鼻子哄眼睛，到底还是好听一些。家丑不宜外扬呐。

　　二是今后李亨用“制”的名义处理政事，但事后应向李隆基汇报；李隆基也有用“诰”的名义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事后也应向李亨通报。

　　三是李隆基承诺，自己放弃处理政事权力的时限，是“待克复上京已后”，也就是收复长安以后。

　　此时的李隆基绝对不会想到，他“克复上京”的承诺，竟然直接决定了李亨平定“安史之乱”的根本方略，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深度影响了此后唐朝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实，在确认李亨已经自立为帝的消息之前，李隆基曾发布《命三王制》，命令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处兵马收复两京；同时赋予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等三王以方面大权，让他们各率地方兵马，共同平叛。

　　在确认李亨自立为帝之后，李隆基虽然下令召回三王，不再赴镇。但永王李璘并未听从号令，仍然坚持奔赴江陵。

　　试想，如果永王李璘最后的结局，不是兵败被杀，而是率军从南面出击，进而侥幸地一举收复了长安洛阳呢？到那时，李隆基还会承认偏处灵武的李亨吗？只怕最大的可能，是承认已经立下收复两京大功的永王李璘。那样一来，下一代皇帝就是李璘而不是李亨了。

　　所以，在父亲和兄弟们的逼迫之下，在继位合法性的焦虑之下，李亨必须首先收复长安洛阳，一是镇住也想抢夺帝位的兄弟们，二是逼迫并不甘心的父亲履行承诺，退居太上皇。

　　收不收拾安禄山和史思明倒还在其次，李亨的第一步，先得把自己的兄弟们和老父亲给收拾了。这样，李亨才能确保帝位在自己的手中。

　　就这样，一直处于继位合法性焦虑之中的李亨，终于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二十八日，收到了克复长安的捷报。

　　此时的这对奇葩父子，又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

　　李亨在得到收复长安捷报的当天，就“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并且附上奏表，请求父亲还京。

　　可是，急不择言、慌不择言，他把奏表中一句关键的话，写错了。他是这样写的：在李隆基返回长安后，自己“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

　　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你跟我讲什么聊斋啊？

　　如此显而易见的言不由衷，怎么忽悠得了老狐狸李隆基？

　　哦，你现在退回东宫当太子，我接着当皇帝，就算你乐意，你手下那帮跟着你打天下的人也不干啊；你现在心腹遍布朝野，一线的军事、政务班子，全是你李亨一手提拔任用的人，谁能听我的？

　　当然，李亨的本意，肯定是对李隆基的政治试探。但这个试探，显然吓着李隆基了。

　　所以李隆基的反应是，“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并且马上就回复了，“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得，弄巧成拙了。

　　这是李亨最害怕出现的局面：如果李隆基真的赖在成都，就是不回长安，李亨也不能派兵去把他押回来啊；而李隆基如果一直在成都，就仍然是两个皇帝并存的二元政治格局，李亨这个皇帝就没法干了，那还费那么大个老劲、死那么多人打下长安干嘛？

　　还好李亨手下有高人李泌。他一听说就欲追回前表，在知道无法追回之后马上亲自提笔，代李亨重新起草了一份奏表，火速送到了成都。在这第二份奏表中，那句关键的话，改成了“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对啦，说人话，就对啦。

　　李隆基看到李亨的这句人话，“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在逃离长安两年多后，李隆基、李亨父子再次回到了京城。

　　不同的是：逃离长安时，李隆基是皇帝，李亨是皇太子；回到长安时，李亨变成了皇帝，李隆基变成了太上皇。